（原创）“一号”旧事杂谈之二：要“臭钱”

西门石桥

（原创）“一号”旧事杂谈之二
西门石桥 2008年3月28日星期五 阴有小雨
　　二、要“臭钱” 　　

　　1966年底，文革初期，正是“革命大批判”熊熊烈火燃烧的时候，一股风潮传来：要“臭钱”，一时吸引了众多人参与。
　　事情的原理大概是这样的：工人在工厂上班，自然是在工厂里的厕所解决“方便”问题。工厂则将厕所粪便卖给农民，有一笔收入。这种情形与现在正好相反。现在是每家每户要交纳“垃圾处理费”，那时垃圾是可以卖钱的。实际上也正是如此。清洁管理所管理全城的厕所，不但不另收居民的“垃圾处理费”，还要向居委会支付“粪钱”。居委会从中扣除一定比例，用于补贴居委会干部（那时居委会干部没有正式工资，仅拿很低的补贴。其来源除了居民粪钱，另由街道工厂支付），还要每季度向居民派发“粪钱”。记得那时的标准是成年人每月两角钱，儿童每月一角二分钱。现在看来这数目简直微不足道，但是在那时一个临时工的日工资最低只有四角钱，计划供应的米只有一角二分钱一斤，比起来这“粪钱”也还是不可忽略的哩。
　　根据上述“原理”，工厂里在批斗“当权派”的时候，能说的事情都说了，之后就想到这笔帐上，觉得工厂亏待了工人。工人现在造反了，要算清这笔帐！自然，首先想到这事的，不是本地的造反派，而是从外地串联得来的经验。于是一时成为风潮。而“粪钱”之名不雅，又有人改了叫“臭钱”——倒是十分贴切的，很快就流传开来。
　　学生在学校上学，情形也与工人相当。学校的造反组织也发动学生来造反要“臭钱”。
　　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。同学中有好几位是原先私塾的同学。于是有人提议，在私塾上学的时间也有“臭钱”要算账。
　　记不清楚是怎么开头的了，我只记得同学徐忠寿也是过去读私塾的同学，他很激动地拉我一起去讨“臭钱”，说“你也有份的呀！”我们一大帮人乱哄哄地到了弯巷里老刘先生的家。这里就是我曾经读了半年私塾的地方。离开了两年多，觉得自己长大了，再看看那里端坐的小学生，觉得很傻很可笑；看看那里的天井、院子、树木花草，又觉得很熟悉很亲切。　　老刘先生颤巍巍地出来迎接我们。面对我们这些“革命小将”，老刘先生已经没有一丝往日的威严，看起来也老了很多。胖乎乎的师娘过去曾经是大家害怕的“督学”，常拿竹枝到院子里赶那些逃学、贪玩的学生，现在也噤若寒蝉，在一旁不敢多言。当老刘先生问清了大家来“造反”的缘由，急忙表态，支持小将们的革命行动。至于“臭钱”怎么算，他也不晓得——那要看小学怎么算的。小学里怎么算，他这里也一定照章办理！　　于是大家满意地散去。我倒有些同情起老刘先生来了。这算“臭钱”，从哪一年开始呢？如果追根究底地算，那么他要拿出多少钱来？而我自己不过一个学期，前后就四个半月，按居委会的标准，也才四五角钱。
　　后来大概是寒假的原因，事情也就没有下文。到了1967年初春节过后，新学期开始，街上大字报说上海掀起“一月风暴”，又出现了“反经济主义”的大幅标语。听说，要“臭钱”就属于“经济主义”，是“走资派”转移革命大方向的手段，号召造反派不要上了走资派的当。想不到“臭钱”背后还有这么深的道理！
　　这样，“臭钱”的事就不了了之了。
　　后来农村“合作医疗”的经验在城镇推广，街道也建立“合作医疗”，为没有正式工作单位的人实行低水平的医疗保障。于是将“粪钱”作为街道合作医疗的经费来源之一。居民领“臭钱”的日子也就一去不复返了。文革之后，街道合作医疗被撤并，但是“臭钱”并没有继续返还给居民。现在各地都兴起收“垃圾处理费”，好像垃圾处理不是市政必要项目，不能从财政开支，而要从居民另行征集。不知家乡是否也实行了这种“时髦”的做法？

林中逸云

谁要你的“臭钱”——口头上常讲。文革年代，逻辑都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