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把灵和柳色青

水乡一枝花

<FONT size=3>&nbsp;&nbsp;&nbsp; 在中国美术史上，“扬州八怪”是一串闪烁耀眼的明珠，缘他们而形成的扬州画派，在碧海蓝天之中始终放射着极其炫目的光彩，他们自身的价值和所做出的贡献，开启未来，影响深远。就是这一异军突起的画派创始者之一，“八怪”的中坚人物，我们一撮之地的兴化即有其二：一为板桥郑燮，一为复堂李鱓。郑板桥以“三绝诗书画，一官归去来”而声誉卓著，妇孺皆知，而李鱓虽与郑板桥伯仲之间，难分轩轾，但尚未得到应有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，特别是热衷于乡里文献者则关注不多。<BR>&nbsp;&nbsp;&nbsp; 李鱓（一作觯）生于康熙二十五年（1686），约卒于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或稍后，字近人，又字宗扬，其别号除常用的复堂而外，尚有里善、中洋、中洋氏、懊道人、怜道人、苦李、墨磨人、木头老子、白衣山人，莫以为李鱓之别竟有如此之多，而对于鉴赏收藏及研究者来说，是必须了解的。通过对这些别号的了解，能够更多地发现和收集有关李鱓各种形式的作品和相关的材料，不使沧海每见遗珠之憾。<BR>&nbsp;&nbsp;&nbsp; 李鱓幼年家居诵读，嗣举孝廉。因他与书画生来有缘，功课之余，师事同里魏凌苍先生学画山水。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中举，时年仅二十六岁时，以献诗称旨而得用。因其具有非凡的艺术天赋，只能熟谙山水技法，乃命其跟随当时以特选进士而累居要职的蒋廷锡学习花鸟虫鱼。蒋廷锡学问渊博，又尤以擅画牡丹而称著，数年之间，李鱓获益良多，日见长进，为今后他自身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李鱓素有放荡不羁的性格，颇不习惯于供奉内廷的宫廷画院的生活，又以其崭露头角而不容于他人，便被放外任，为山东滕县知县。他在任期间，“为政清简，吏民敬爱”。后因事有忤大吏，旋即罢职，两袖清风，重归故里，为生活计，复又寄迹扬州，与郑板桥等人结伴卖画。<BR>&nbsp;&nbsp;&nbsp; 李鱓虽仅一举子，而学养深厚，于诗、于书、于画，均皆造诣精深，各擅胜场。在书法方面，郑板桥是广纳百川，注之胸怀，别开蹊径，自创一体，而李鱓则以唐代颜真卿、柳公权为宗，尽融二家之长，深得颜筋柳骨之真髓，反复揣摩，自呈风貌。不但为时人认可，亦为后来者所敬仰。所以，清人秦祖永在其所著之《桐阴论画》中称其“书法朴古，作画款题，随意布置，另有别趣，殆亦摆脱俗格，自立门庭者也。”在绘画方面，更是形神兼备，炉火纯青，久为同辈及后人所宗风景仰。他自离开京师后，转益多师，又从著名的指头画大师高其佩先生，进而苦下真功，不断地上下求索，集众家之所长而成自己之风格，借石涛豪爽奔放之笔意，使其画风完全的从拘谨板滞的宫庭画派中解放出来，渐由工细而转入粗放静逸。后再从林良、陈淳、徐渭之写意技法中吸取精华，也正如郑板桥一样，把书法中颜真卿的肥而劲，柳公权的瘦而挺的特点揉合进画里，使自己的画风别开生面，终于树帜画坛，自成一家。尽管他不时流露“两革科名”孤芳自赏之意，但在尺幅天地之中，他真是胸有城府，随心所欲，不拘绳墨，任意挥洒，纵横驰骋，奇趣横生。正因于此，当时聚集在扬州的陈馥、戴礼以及以写生擅长而与他齐名的陈撰，均皆为之心折，拜在门下，从他学习。桃李满门，绿树成荫。他为扬州画派的形成和发展，与“八怪”中的其他大师们一样，做出自己的努力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郑板桥论其画云：“规矩方圆，尺度颜色，浅深离合，丝毫不乱，藏在其中，而外之挥洒脱落。”甚赞其“画笔工绝”。<BR>&nbsp;&nbsp;&nbsp; 李鱓不仅在书法、绘画方面在“八怪”中为佼佼者，由于他博学能文，诗有别材，所以，在泼墨挥毫之际，虽片言只语，不同凡响，自有其寓意所在。如他曾画过一幅五松图，画事甫毕，即随手题云：“予以直者比之大臣，秃者比之名将，一侧一卧，似蛟似龙，蒲团之松，或仙或佛。”再如他题画水仙云：“绝世风姿陈妙常，绝无脂粉杜兰香，最天然处难描画，愁煞苏州陆子纲。”诗中“最天然处难描画”一句，看似平常话语，而最是风神之处。对此，清人梁绍壬在其所著之《两般秋雨庵随笔》中极为推许，云其“别有风趣，可想其人韵致。”乾隆八年（1743），他在题所画的墨荷图轴中有云：“昨夜黑云拖浦溆，草堂尺素雨风凄。”题句与画面揉合一体，情景交融，深得点睛之妙。<BR>&nbsp;&nbsp;&nbsp; 李鱓与寄寓扬州已久的山西临汾人贺君台（吴村）相友善，罢官归里后不久，便奔赴扬州，与亦以诗画擅名的李啸村同住在贺君台建于雍正年间的私人花园“是园”之中，并参与了许多互通声气的文酒之会和“八怪”之间的艺事活动。贺君台于乾隆九年（1744）五月，又将是园（亦称东园）扩大增建，工程刚刚结束，园中所开的白莲花，恰巧中间偶见红白一枝，时以为瑞，他与江昱、江恂、王桓、陈应亭、魏嘉瑛、孔辉山以及朝鲜人布在公等人一起唱和，后贺君台将各人所题咏诗歌联语集中刻印流传，可惜未能见到此书。是园中新增建筑物有名凝翠轩者，李鱓为之撰写了联语，联云：“出郭此间堪歇脚，登高一望已开怀。”信手拈来，自成佳构。“八怪”之间的交往合作更是日益频繁，所谓艺林佳话，每有盛传。郑板桥于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春由山东回扬州，而李鱓已居此处。在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五月，李鱓即与郑板桥、李方膺进行过一次成功的合作，李鱓以画松为最著，郑板桥以画竹为独擅，李方膺以画梅为特佳，这三位大师联手，即兴挥写了《岁寒三友图》，既是写了松、竹、梅，又是写了自己，托物寄意，三人的思想境界跃然纸上，此举不仅轰动扬州画坛，这幅作品自然便成了绝世的珍品。次年，李方膺即撒手西归，如此合作的情景不复再有。至于李鱓与郑板桥的合作则就更多了。今仅举一例：李鱓曾经为人题观音大士之像，非诗非文，仅引用了《诗经》中（卫风·硕人）的两句，即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。当时有人表示惊讶，认为此前孔子在《论语》中引用过的话，其于观音菩萨似乎不尽确当，时李鱓尚未及置答，而在场的郑板桥即应声而言：“何不云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”郑板桥将文字略作变动，令观者无不为之解颐。<BR>&nbsp;&nbsp;&nbsp; 李鱓垂暮之年，不复寄居扬州卖画，便重返兴化，在明宰辅吴鹿友家祠之西南数十米处（即今昭阳中学西围墙内）筑浮沤馆，安度余生。浮沤馆与曾中乾隆六年（1741）辛酉副榜的诗人，书法家王竹楼居宅相邻，彼此往来，互相酬唱为乐。关于李鱓之诗文作品，未闻有人为之辑录刊刻流传，仅有之残篇剩楮也很少得见于他人的笔记、说部及自己的书画作品之中，吉光片羽，弥是珍贵。今有他所作的《游百花洲暂息圆通庵》五律一首，抄录如下：“隐宅花丛里，扁舟唤即迎。书声劳想象，梵韵独幽清。石磬分禅脉，荒城振祖英。僧庵唯道守，岂在室多楹。”<BR>&nbsp;&nbsp;&nbsp; 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）李鱓在家乡辞世，这就使得既是同乡又是挚友的郑板桥感到十分的痛惜。尝云：“复堂李鱓，老画师也。为蒋南沙、高秩岑弟子，花卉翎羽虫鱼皆妙绝，尤工兰竹，然燮画兰竹，绝不与之同道。复堂喜曰：是能自立门户者。今年七十，兰竹益进，惜复堂不再，不复有商量画事之人也。”郑板桥曾有怀念李鱓的七绝一首，诗云：“两革科名一贬官，萧萧华发镜中寒，回头痛哭仁皇帝，长把灵和柳色看。”诗中“仁皇帝”似指爱新觉罗玄烨，因他的庙号和谥号是“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”，“灵和”是殿名，此用《南史·张绪传》中的典故，用太昌灵和殿所植之柳，比拟李鱓那种潇洒俊逸之仪表风度令人难以忘怀。可见郑板桥之于李鱓相知之深，情见乎辞矣。<BR>&nbsp;&nbsp;&nbsp; 人们都知在乾隆年间从各地集聚于古城扬州的金农、黄慎、高翔、罗聘、李方赝、汪士慎、郑板桥和李鱓，人皆称之为“扬州八怪”，何以为怪，即使对书画艺术偶有涉猎者，未必了然。这一点，吴文治先生说得甚是，他说：“他们主张继承徐渭、原济（石涛）等人画法和创作思想，强调个性，抒发感情，笔墨灵活多变，与清初‘四王’一意‘仿古’、‘临古’形成鲜明对立，正统派画家视之为‘怪’，故名之曰‘扬州八怪’。”按：“四王”是指清初四位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王姓山水画家王时敏、王鉴、王原祁和王恽。因此，我们在对李鱓，包括郑板桥等“八怪”之列者其人及其艺术创作的认识和研究中，必须通过直观的表象的接触，进而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意蕴和已达到的完美境界。<BR>&nbsp;&nbsp;&nbsp; 郑板桥早已建馆纪念，而同是“八怪”之一的李鱓却只剩一块刻着“浮沤馆”的石碑经受风雨的剥蚀。两位大师，寂寞身后事，有幸有不幸，当我们，包括繁衍不息的水乡儿女，每当走近郑板桥先生时，请毋忘李鱓其人。</FONT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