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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9日下午,灵宝市警方把王帅带回了河南。回到灵宝以后,警方开始对他进行正式审讯,直到第一次提审前,他才看到了自己的拘留证。
“他们后来就劝我写悔过书,说悔过书一写,明天后天就让你回上海上班,说你在上海找一工作不容易, 我那时差一点就写了。”
然而同一监室的一个30多岁的“难友”以自己为例,告诉王帅千万不能写悔过书。那人是个生意人,当年在三门峡市有一个卖电器的铺面,每年入账就有几十万,然而拆迁时只补偿了20万。此人后来跑去郑州开店,但是实在咽不下那口气,写了一年半的匿名举报信。有一天,一辆奥迪A6把他请了进来,对方客客气气地指着桌上的信问他:这是不是你写的?
“是的”,他老老实实地回答。
那就写个悔过书吧。他写了,结果“认罪”之后已经被关了半年多了。
这个“传奇”故事听得王帅一身冷汗:我从那时就明白了,悔过书一定不能写,不管他们怎么说我就是没写。
3月10日王帅给父亲王社平打了一个电话,此前3天,家人一直不知其下落。3月7日,王社平打电话给儿子,儿子的手机关机,只能请在内蒙古工作的王帅的同学从网上找到儿子公司的电话,打过去一问,被告知儿子被警察带走了。
大王镇党委书记、五帝工业区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黄松涛托人来做王帅父母的工作,要他们砍掉家中的苹果树,就可以放王帅回家。
此时,村子里的苹果树已经砍得差不多了,只剩下王帅及其伯父家等共三家“钉子户”。春节回家的时候,王帅曾拿着相关的法规法律在家普法,但是村民并不信他,有个村民还告诉他:土地是政府的,你跟政府对着干,这不是反革命么?
胆小谨慎的王社平对儿子也是将信将疑。在王帅的坚持下,他当初才没把树砍掉。在王帅看来,他的伯父席绍兴(王帅的父亲和伯父是同母异父的兄弟)是村子里唯一有点识见的人,“他做过生意,知道点法律法规”。
不管王社平愿不愿意,他都得为了儿子“和政府作对”,地里的苹果树成了他的筹码。他还是害怕人出不来,于是坚持放人才砍树。
3月13日,王社平夫妇前往看守所迎接儿子回家。按照此前的承诺,此后5天,王家的4亩多苹果树被砍掉。
王帅父亲为儿子买好当晚回上海的火车票回来后,接到灵宝市公安局当天发来的一封信,信中有灵宝市看守 所的释放证明,上写因“犯罪证据不足”予以释放,同时还有灵宝市公安局的取保候审决定书。
王帅在看完取保候审决定书就知道走不了了,因为那上面规定“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、县”。
随后他打电话给办案民警李平,问“是不是真心让我走”,李平给的答复是,让他放心走,“农村出一个大学生也不容易”。王帅还是坚持让他们出具正式手续。
3月16日,王帅去灵宝市公安局,李平要他写一份悔过书,就给他办去上海工作的正式手续,王帅拒绝了。
3月19日,接到灵宝市公安局通知,告知由村支书担任担保人,王帅写一份离开灵宝去上海上班的申请书。在申请书上,盖章是“灵宝市公安局网警大队”。王帅到上海后就此咨询了律师,被告知申请书和拘留、取保候审手续盖章不一致,不具备法律效力,建议王帅尽快回灵宝,否则公安机关随时都可以将其抓捕。
“信访办”,还是灵宝的“汉奸”?
“王帅帖案”被媒体曝光后,这个年轻人的生活被抛入了一个个漩涡当中。每天他能接到全国各地数十个电话,向他反映的都是征地、拆迁的情况,更有人千里迢迢跑来直接找到他。一些农民甚至买了烟、酒,跑去了王帅的老家,看见王帅的父亲就跪下了,“他们认为我家有背景”。
这些农民都希望王帅帮他们 “上媒体”,然而王帅实在无能为力,他只能把这些发过来的材料整理整理,理清人物、地点和事情经过,然后发至各个媒体记者的信箱。
在外面,他看起来殊荣备至,然而在他的老家河南灵宝市,王帅的个人磨难遭遇了几乎是集体冷漠。
村民们给他打电话,指责他是灵宝的“汉奸”,“败坏了灵宝的形象,让灵宝经济倒退了十年”。对方的逻辑是:工业要发展,必须要征地,征地就必然得违反政策,“这是地方发展和国家政策之间的矛盾”。
在他的母校灵宝一中,他成了师生中传播的的典型负面教材。一个学弟给他发短信,警告他“千万别回灵宝,不然打得你生活不能自理”。
王帅陷入了一种经典的悲剧当中:他所爱的,也正是他所恨的。他对那块土地和那些人民心存悲悯,但是当他书生意气地强出头时,那些村民却把他当个笑话看待。
“ 我被抓时,我们村的人都认为我干了见不得人的事。后来媒体曝光了这事,上面宣布复耕,他们本来地被征,每年赔1200块钱,还不用干活。现在政府让复垦种小麦、玉米,每年一亩收入肯定不到1000元,还得干活。农民觉得被我一闹,反而不划算了。”
在征地风波之前,当地村民以种植苹果为生,日子过得很是滋润。王帅家4亩地的苹果园,平均每年收入3万,即使果子每斤只卖七八毛这样的差年景,收入也能有2万。
那些苹果树都是培育十八九年的,正是产果的高峰期。“技术好的人家,每亩收入上万也是可能的。”
2008年5月,当地政府以建设五帝工业聚集区为名,“租”用了大王镇农地28平方公里。公告中既没有征地的批号和批文,甚至也没有当地政府的公章,只有五帝工业聚集区的一个章在上面。
土地被征用后,除了地上附着物一次性赔偿,每年每亩地只有1200元的“生活补助费”。
灵宝方面在4月16日的答复中称,将把土地补偿款由原先的2.5万元每亩提高到2.89万元每亩,并承认“存在着土地补偿款未完全到位的问题”。 实际上,土地补偿款直到现在仍分文未付。
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文件中,的确批复了大王镇327亩土地的征用。不过,现在清理了地面附着物的土地却有800多亩——西王村近500亩,南阳村180亩,加上佛湾村的120亩。
在灵宝市官方就抓王帅道歉当日,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调查公告,称灵宝市在“补偿安置未到位”的情况下清理了其批准的372.2亩土地上的附着物,并在上面建造围墙,已责令其拆除围墙并恢复土地原貌。
“说土地恢复原貌就是很扯皮的事情,原貌是什么,恢复得过来吗?”
土地已经全部复耕。在王帅看来,这不算一个让人欣慰的亡羊补牢,却是他招致当地村民骂名的原因——这些农民又要过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,在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后,才能收获那一点可怜的收入。
对这些村民而言,当年种植苹果树的幸福生活只能存在于记忆当中,就连不用劳动就能获得的每亩1200元“生活补助”——也被王帅搅了。工业区也办不成了,投资也撤了,于是,王帅便理所当然成了灵宝的“罪人”。
“他们本来一亩一般都能收入七八千块钱,上面给搞到每亩1200元,他们不怨政府。现在我让他们生活又倒退了,他们就怨我了。”
王帅的委屈是显而易见的,他痛感“我们那儿农民意识不行”——他们身为社会的最底层,却不清楚谁在真正侵犯自己的权益。另一方面,他又觉得“那些农民太善良了”,他们总是默默忍受,最会体贴领导。
在强势的公共监督力量下,失范的权力不得不纠偏改错——官员被处分,王帅得到了国家赔偿,平反的王帅也被民意丰满成“农民英雄”的形象。但对于王帅来说,他的担忧却是具体而微的,他不止一次地对记者说——别关心我,你们还是得关心我们那儿的土地问题。
他现在焦灼和忧虑的是,对当地农民来说,玉米与苹果的收益差距,该怎么来消除?
偶尔一两次,他也露出点悲观失望的情绪——这种事情再发生的话,我会选择沉默。
生长果实的土地,和生长正义的法律和良心,都需要呵护备至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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